映象新闻

在附件一中，目前列明了三十余种病种并及时删减。

法官在讨论遗体的财产利益时，对相关权利义务进行了历史梳理。内容提要：法理是对法理学内容的高度凝练，其有用性直接决定法理学的地位。

《民法通则》并未规定胎儿的法律地位，仅在第9条规定，公民从出生时起到死亡时止，具有民事权利能力，依法享有民事权利，承担民事义务。这种理论既可被用于填补法律上的空缺，也可以被用于界定法律概念、澄清复杂的法律关系，其可对判决结果产生实质性作用。权力概念的引入使原告、被告和律所之间的三角法律关系变得清晰，原告的法律地位因此被准确界定，律所的正当利益得到了切实保障。在这四组概念中，美国法院主要应用权利—义务这组概念，偶尔应用其他组的概念。在该案中，法官需要确定被盗走私物的权属状况，而将权利细分为四种更基本的概念的权利分析理论可以帮助法官确定占有者对走私物的权利，尽管这种权利不是合法的占有权。

上述梳理充分说明，对于胎儿对抚养费的赔偿请求权，法律中缺少明文规定。在可被用于例证的诸选项中，权利分析理论是一个理想的选择。[82]参见雷尚清：《应急管理中的党政结构》，载《南京社会科学》2017年第7期，第95页。

最后，政治动员使应急资源得以在短时间内集中。[33]另一方面，即使鼓励创新，下级能够展现其创新行为的范围也不大，主要是面向直接上级，激励力度有限。[10]2020年1月28日，中共中央印发的《关于加强党的领导、为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提供坚强政治保证的通知》就用阻击战来形容疫情应对之急难险重。政治动员是通过党的系统实施的，党的高层领导机关发布文件、发出号召和党的高层领导人发表讲话、作出指示批示是其主要方式。

对于这种情况，不少学者主张依法动员法治动员，希望将政治动员法律化。突发事件应对中的政治动员本不需要将具体的应急行政活动都包装入政治过程，特别是在已经建立了基本完整的应急法律体系的情况下，通过高层政治动员推动常规科层体系完成必要的组织变革之后，各种公权力机关通过实施法律、采取法定措施就可以达到目的。

[4]这使得法律为紧急权力设计的行为框架可能被悬置。而且，动员所产生的政治势能一旦形成，就有着巨大惯性。[46]总之，对于自由主义法学观之下的紧急权理论来说，其最大公约数可以收敛到这样一个追求：基于权利制约紧急权的依法之治。如果能够在法律上明确地将政治动员的主体限定在中央和省级，以此为危机应对中的政治过程和行政过程设置一道分水岭，下级就可能因担心僭越而不敢对其应急行动进行政治包装，从而不得不接受法律为紧急权力行使设定的边界。

这些法律、法规固然还存在这样那样的不足，但其针对疫情防控所储备的武器库基本够用。五、结语 中国的新冠肺炎抗疫斗争取得了重大战略成果，很多研究者都在探究成功背后的制度原因，中国共产党集中统一领导之下的政治动员被提及最多，而法治的作用则鲜少被提及。进入专题： 重大突发事件 政治动员 制度优势 应急法治 。而且，很多国家的领导人会在宣布紧急状态的同时发表演讲，以表达政治决心和动员社会资源。

[15]党领导社会，则是在各个社会单元中设立基层组织，使其成为战斗堡垒。危机应对中的政治动员具有内外两重面向，[50]面向体制内时，是希望打破常态科层结构，实现适应应急任务的组织变革。

[11]徐岩、范娜娜、陈那波：《合法性承载：对运动式治理及其转变的新解释——以A市18年创卫历程为例》，载《公共行政评论》2015年第2期，第45页。[3] 政治动员作为反科层治理的典型方式之一，在应对重大突发事件的特殊情景下，有助于克服常规科层体系的某些弊端，比如缩短繁冗的决策和执行链条，打破组织边界以迅速整合资源，加大对组织成员的激励等，从而显著提高应急效率。

如果理解为一个过程，依法执政指的就是党依照宪法法律执掌国家政权，主导国家机器的运行过程。但正如上文所述，在我国的重大突发事件应对中，应急行政是受政治动员驱动的，其背后有深刻的组织社会学逻辑。而非常状态下政治动员所蕴含的反科层逻辑又解构了这种治理框架，将行政问题重新转换成了政治问题。[65]例如，2003年应对非典的全国防治非典型肺炎指挥部是由国务院决定设立的，也设在国务院。首先，此时政府内部需要作出的组织改变是剧烈的，需要打破科层制运作。[43]也如我国应急基本法《突发事件应对法》的起草者们不约而同所强调的，既要赋予政府及时有效应对突发事件的必要权力，又要对这些权力的行使进行规范和限制，防止权力滥用，[44]在应急处置期间，为了维护公共利益和社会秩序，需要对公民个人的某些权利加以限制，或者增加公民的义务。

2020年的应对疫情工作领导小组也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决定设立，设在党中央，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领导下开展工作，而在应急处置期，每月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每周召开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每次都对疫情防控直接作出决策部署。为了保障政治动员模式之下的应急法治，应考虑将党的领导原则导入应急领域的重要法律，为政治动员纳入法律视野提供接口。

参见秦前红、刘怡达：《中国现行宪法中的党的领导规范》，载《法学研究》2019年第6期，第21-22页。对于突发事件应对中的政治动员，现行法采取前置和外置于应急行政过程的设计，明显脱离实际，无法回应实践。

2019年1月，《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政治建设的意见》明确提出制定和修改有关法律法规要明确规定党领导相关工作的法律地位。对私权予以必要克减以配合紧急措施的实施，又使其保持在适当程度。

[39]参见林鸿潮：《中国公共应急体制改革研究》，中国法制出版社2015年版，第8-15页。在政治动员驱动的重大突发事件应对中，政治动员使法律能够更好地发挥应急功能，却可能对法治功能形成抑制。[54]解决不好这一点，疫情防控就难竟全功，中国抗疫斗争的胜利成果就可能在西方自由民主—独裁专制的话语体系下被扭曲甚至解构，[55]进而陷入一种政治学意义上的合法性悖论，即在提高体制作为合法性的同时却降低了体制特征合法性，就是疫情防控的成功获得了民众对这一具体治理行动的认同，却降低了对政治体系特征的认同。此时，通过法律在突发事件应对过程中制约公权、保障私权从而谋求两者合理平衡的目标就可能落空，常态下科层化法治力图实现的个人权利保障目标就可能在政治动员的去科层化效果中一并被去掉。

[59]宣布紧急状态不仅在于为法律状态的切换提供标识，为紧急权力的运用提供合法性，还具有重要的政治动员功能。最后，此次抗疫斗争不同以往之处在于具有明显的长尾效应，历时已两年多，且局部疫情不时暴发。

如果按照这样的制度预设，政治动员只是政治机关决定社会进入非常状态时的一种伴随性行动，可以被置于应急行政启动之前，而在危机应对中，政治动员只是帮助政府汲取应急资源的社会动员机制的一部分，可以被置于应急行政过程之外，那么，政治动员确实可以和应急行政区隔开来，基本上不影响后者的自主性。[48]在我国，自2003年非典以来逐步成型的应急法律体系对行政紧急权的行使，从条件、主体、范围、程度、程序等诸方面都设计了控制方案，并提供了问责追责和权利救济的制度与之配套。

[7]这里的扩音器指的就是政治动员。这些顶格定位都在为疫情防控政治赋能，既在政治上宣告全社会进入了一种需要共克时艰的非常状态，激发干部队伍和人民群众的危机感和奉献精神，又为即将或者已经采取的超常规应急措施寻求政治合法性。

[25]而重大灾害、危机等组织环境突变、科层制的常规机制无法应对的情形，正是政治动员启动的重要时机。相对于通过法律程序追究责任和更换官员，赏不逾时、罚不迁列的组织手段更能立竿见影。这同样既是决策，又是动员。[64]参见朱力、谭贤楚：《我国救灾的社会动员机制探讨》，载《东岳论丛》2011年第6期，第42页。

这是我国的制度优势，也是新冠疫情防控取得重大战略成果的重要原因之一。[58]这无疑属于典型的政治决策，为解决这一问题提供规则被认为是应急基本法的核心功能。

[52]参见林鸿潮：《巨灾应对背景下公共部门的能力整合模式——兼论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公共应急职能》，载《中国政法大学学报》2015年第1期，第75页。即使勉为其难设计了方案，也总是和真实情景相去甚远。

这里的应急指挥机构既包括政府设立的，也包括党政共同设立的，以及党委单独设立的。[8]政治动员在新冠疫情防控中的运用，突出地表现在2020年1月20日到2月23日的应急处置期。